南洋公学创始于一八九六年(清光绪二十二年)。创办人是盛宣怀，字杏荪，江苏武进人，清末洋务派的一个重要官僚，办过许多路(铁路)、电(电报局)、邮(邮政)、航(轮船)、矿山(如汉冶萍公司)等洋务企业。他因为要办理当时这些所谓“新政”，必须培养一批能够懂得这些方面事情的人材，于是奏请清廷，办了两个高等学校。一是北洋大学，办在天津，就是现在天津大学的前身。另一个是南洋公学，办在上海，就是现在交通大学的前身。在他办南洋公学的时候，考虑到当时的官僚子弟大都只懂四书五经，不懂西学，招来读西学，困难很大，所以认为要先培养一批十几岁的青少年，打好基础。为了培养这批青少年，又要先培养师资，所以他主张在南洋公学办一个师范班，再在这个基础上设立附属小学。他在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给清廷的《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折》上说：

　　“臣惟师道立则善人多，故西国学堂必探源于师范；蒙养正则圣功始，故西国学程必植基于小学。”

　　“然臣前年创设天津头二等学堂，旁求教习，招选学徒，大抵通晓西文者，多懵于经史大义之根抵，致力中学者，率迷于章句哗之迂途。教者既苦乏才，学者亦难精择，窃喟然于事倍功半之故，盖不导其源则流不可得而清也。初拟筹设南洋公学，拟照天津分设头二等两学堂，继念京师达成馆未有开办之期，沪馆虽无所依仿，不可不先行设法筹办。况师范小学，尤为学堂一事先务中之先务，既病求艾，相需已殷，急起直追，惟虞弗及。……”

　　“即于上年二月间，考选成材之士四十名，先设师范院一学堂。……复仿日本师范学校有附属小学校之法，别选年十岁内外至十七八岁止聪颖幼童一百二十名，设一外院学堂，令师范生分班教之。”

　　依照这个计划，南洋公学的附属小学于一九—一年成立。当时的名称叫做“下院”(另有“上院”和“中院”，相当于大学和中学)。学生不是一百二十人而是七十二人，分成两个班，每班三十六人，据说这是孔门七十二贤士之数。教师就是师范班的毕业生。小学开学的日期是一九O一年辛丑阴历二月初一日。

　　南洋公学开办的时候，盛宣怀因为在北京做官，所以只挂了一个督办的名义，实际主持校务的是何嗣焜，字梅生，是盛宣怀保荐的。他的名义叫总理。下院(即附属小学)的负责人先叫堂长，后改称主事。

　　第一任小学堂长是吴眺。此人又名吴敬恒，字稚晖，后来是大名鼎鼎的反动头目，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中，是为蒋介石制造反革命舆论的急先锋。据说吴只作了二三天堂长就辞职。继任的叫陈懋治，字颂平，他做了三年堂长，辞职他去。继任的是林祖沿，字康侯，后来是上海的闻人。林担任堂长、主事共七年，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辞职去路局工作并创办文明书局。继任的是沈庆鸿，字叔逵，别号心工。这几个人都是师范班的毕业生，林和沈在小学开办时就来校。沈担任主事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前后共二十七年，对这个学校，花了很大的心血，作出了出色的成绩。

　　在这里要顺便说“南洋”这两个字。因为现在有许多年轻人和外国来访的人，常常认为南洋模范中学是南洋华侨出资创办的，或者是专门招收华侨子弟的。其实都不是。“南洋”就是指当时的上海。因为清末从闭关自守到鸦片战争后，就以天津和上海两个城市作为对外贸易联络的主要口岸，设有两个大臣，一个叫北洋大臣，一个叫南洋大臣，分别主管这两个地区的对外事务。现在我们常常说起北洋军阀，就是从袁世凯在天津培植起来的军队骨干得名的。南洋这个名称当时在上海用得很普遍。

　　南洋公学后来改了许多名称，叫过“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叫过“交通部工业专门学校”，叫过“交通大学”、“南洋大学”。但这个学校的学生，当时都喜欢叫它做南洋。有了校友会，就叫“南洋公学同学会”。

　　邹韬奋先生曾在南洋附小读过书。大概在一九一五年左右，他曾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叫《二十年来的经历》，开头第．一节就提到他在南洋附小学习时的情况，提到了沈叔适和另一位教师沈咏癯，对这两位老师的评价都很高。

　　南洋公学附小在创办时期，程度相当于后来的高等小学。学制先是三年，有一段时期是四年。课程设置，开办时有修身、国文、历史、地理、算术、理科、图画、体操等学科。第三年(一九O三)起加唱歌，第五年(一九O六)起加英文，一九O六年加读经，一九一四年又废读经，一九一O年加手工，一九一五年起设童子军及拳术。那时的学校设置，大抵仿效西洋和东洋兼而有之，因为林康侯、沈叔逵等都去过日本留学或考察，所以从日本模仿来的更多一些。

　　有两个例子比较明显：一是星期几的叫法。在当时的学校里，都以日曜、月曜、火曜、水曜、木曜、金曜、土曜来称呼，这是从日本抄来的，日文中至今还是这样叫的。第二个例子是唱歌课。据说把唱歌作为课程之一和用简谱配歌词，在当时是南洋附小首创。在此之前，教会学校唱的是赞美诗，有些中国早期的学校则代之以诗词朗读。南洋附小的沈叔适从日本学来简谱，以“独、览、梅、花、扫、腊、雪”七个字来唱1、2、3、4、5、6、7，并编制歌词，教学生唱歌。他编歌时的笔名叫沈心工，后来有《沈心工唱歌集》若干卷，在江浙各地也许在全国相当范围内风行一时。大概现在年龄七十以上曾在学校读过书的人，幼年都唱过他编的歌。其中有“男儿第一志气高，要想马上立功劳……”的《竹马歌》，还有批判妇女缠足的《缠足歌》，描写母亲为女儿缠足，女儿哭，母亲流泪，在旧社会的传统压力下，她们既觉得不应该做，又被迫不得不做，刻划心理，非常深刻。有一定的宣传教育作用。这些歌词在国内小学方面盛行了许多年，一直到二十年代初期，黎锦晖、黎明辉父女的《葡萄仙子》、《毛毛雨》等歌曲盛行，才取而代之。

　　当时的南洋公学虽然是为培养洋务人材而创办的，但后来的教师，大都受有维新派改良主义的影响，两者混在一起，基本上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所以学校里非常重视国文。后来长期担任校长的唐文治(蔚芝)，提倡国文更为突出，每年都要举行全校国文比赛。南洋附小的校训用的是南洋公学的校训“勤俭敬信”四个字，唐文治曾为这四个字各作了一段小文。这说明当时的学校还是以讲孔孟之道为主。

　　但与此同时，因为要贯彻西学为用，对英文、数学也非常注意。笔者是在一九一九年进南洋附小高小三年级读书的，到一九二O年毕业升入附中，当时学校里英文课本是《RovalReader》，有好几册，据说是英国人编来给印度人读的。还有文法，读的是《NesfieldGrammar》，通常叫纳氏英文法，一共有四本，附小里读到二卷或三卷。数学方面是教师吴廷璜(字叔厘)自己编写的《吴编算术》，一共三本，题目比较多、比较深。

　　当时南洋附小招收的学生主要是上海及苏浙一带人，从较远地方来的是少数，也有几个从国外归来的华侨子弟。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中在南京路上被帝国主义巡捕枪伤致死的华侨子弟陈虞钦就是南洋附小的毕业生(五卅时已在中院)。现在交大校园内还有一个石碑纪念他。

　　当时所有学生一律住校，平时不许出校门，要四个星期才准回家一次，也只能是星期六课后回去，星期日晚饭前回校，星期天上午还要上自修课，准备星期一上课。不回家的三个星期日，可以出附小校门到上院或中院探望在那里学习的兄长或亲戚，但不许出大学校门，违反的就要记过甚至开除。

　　学校里的生活规定得很呆板，洗澡理发都排有日程，轮流进行。洗澡是一星期一次，理发约三星期一次，要点名。吃饭和上下课都要排队，鱼贯出入。学生一律不许带银钱和零食，需要什么东西，向老师说明，由老师批准后学校代办，在预交的用品费内扣算。寄信不许封口，要老师检查后代封代寄。上下午课间，有两个吃点心时间，规定只许吃学校代售的“强盗”饼干(很硬，所以学生把它叫做“强盗”饼干)，而且要放在规定的一人一只饼干筒内，到规定时间，有人开门让大家去吃，约一刻钟左右，就要吃好退出。

　　因为学生全体住校，课余时间很多，星期天如不是返家的“大礼拜”，学生也都在学校。此时就进行体育活动，因为学校对体育是比较重视的。

　　星期天在学校里，学生还有一个活动，就是童子军活动。据说童子军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一个叫彼登堡的爵士创办的。创办的目的是在战地服务，救死扶伤，并在活动和工作中学习一些有用的知识和技能。后来传到中国。南洋附小一九一五年开始有童子军活动，在国内算是较早的单位。当时领导童子军活动的是体育教师沈维帧(字同一)，后来担任过上海市的童子军总司令，去过丹麦参加世界童子军大会。后来就把体育课改为童子军课，学生入校，必须当童子军，除训练队列体操外，还教一些军事性的知识，如打结、救护、旗语、方位、烹饪、缝纫、架桥、露营等等。一般由老队员手把手在实践中教给新队员，然后每隔一个时期进行考试。考试以实践为主，个别或分批进行。及格的在一张卡片上写明，并发给布制徽章，钉在童子军服装上。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抢去了这方面的领导权，改组成为“党童子军”，就利用这一形式来灌输反动思想了。

　　当时南洋附小对童子军积极提倡，校长沈叔适常常自已穿着童子军服装，与同学一起活动，并曾带领一些干部同学，用童子军的名义，在暑假中到日本去旅行。

　　当时学制规定初小四年，高小三年。南洋附小开始时只有两个班，都是高小程度，三年制。又曾在一年级之下设立一个相当于初小四年级的预备班，成为四年(当时中学四年不分初中与高中)。二十年代，学制改为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因此南洋附小也改为初中小学共计五年。

　　从一九O一年到一九二七年，共计二十年，是南洋中小学作为大学附属学校的时期，是南模的前身。